2016年4月14日 星期四

重思民主 (原文來自當代南亞與中東戰略研究中心「中東通訊第四期 」)

吳玟諭(黎巴嫩貝魯特美國大學中東研究碩士,現職台大公衛學院行社所研究助理, wenyu.wyw@gmail.com)
譯者:黃捷歆(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
潤稿整理:李賜賢
一、前言
在東方主義的論述中,有兩種本質主義:第一是概化他者的差異性;第二,基礎化西方模式的政治參與。當代的東方主義認為阿拉伯世界就是缺乏民主,而這種想法又受到所謂的文化論點而強化(1960年代學者所提出的「政治文化」學說更強化了「中東社會人民無能參與政治」的偏見)。這些說法不但失去對「他者」多元性的關注,更遺漏了民主本身多元性 的意義。
在東方主義學者當中,本質化他者的代表就是 Bernard Lewis。對他而言,中東可能是過於年輕,不然就是過於虛弱,才會無法服用民主這帖萬靈丹。在被問及我們是否能將西方文化強加於這「古老文化」之上時,他回答道:「有些事情是無法被強加的,例如自由,或是民主。因為民主是十分強勁的藥,對於病人而言必須要從小劑量開始循序漸進的增加。否則很可能會害死病人(Leibowitz, 2008)。」最近更因為阿拉伯之春的群眾興起,他又說道:「他們根本還沒準備好接受自由和公平的選舉 (Horovitz, 2011)。」
在此,「文化」成了東方主義學者對那些在他們眼中「不成熟」或異已的社會最直接、最萬能的解釋。以文化做解釋, 無需有對該社會的對等的理解與知識脈絡,僅要將他者的行為都歸類為是一種集體文化。民主的美德是它的包容性、多樣性和它的不完美, 但這些常被東方主義的文化論點所掩蓋。令人驚訝的是,西元十世紀法拉比(al-Farabi, 872-950)的政治哲學著作對民主的解析,竟恰恰對比出當代東方主義論者對於阿拉伯世界與民主的解釋之謬誤。

二、民主的包容性
最明顯的差別,要回到法拉比對政治哲學家亞里斯多德與柏拉圖關於「他者」論述的思 考。即便法拉比他是虔誠的信教者,但作為政治哲學家,他並不規避質問他的宗教基礎。在他著作「法律篇」(Plato’s Law),他解構了神聖律法(宗教律法)的目的,將它與柏拉圖對法律及立法者的定義作比較,接著把這對他的讀者來說陌生的概念做出類比。如同 Mahdi (2001)對他的評論: 他必須提出就連做為法學家都未被要求提問、也沒有能力提問的問題。為什麼政治社群必須是一個宗教社群?為什麼政治社群的統治者或立法者必須是先知或先知的代表?為什麼政治社群必須受神聖法律治理?
法拉比向大眾提出基本的問題,為的是要理解他者的想法,而非直觀視亞里斯多德與柏拉圖的想法為「外來的」(foreign)。許多法拉比的信徒們持續面對這些思想的挑戰長達幾世紀,但當代的學者在面對異己的事物時,可能從未想過要去反思這些問題。東方主義學派的自大導致他們將民主化約為政治機制的標準模型。這反而將他們帶往錯誤的方向,誤解 民主的概念,將民主視為是一個均質的政治文化。
三、民主的多樣性
 現代民主是多元且不完美的。他們並非僅是制度下的產物,也不是像政治傳統和政治文化這種不清不楚的術語。發源自希臘,民主就字面上的意義是「民治」(rule by the people)。其實民主還沒有一個有共識的定義,但許多人同意民主的價值是:它給了國家採納民意的機會,它降低了人民為了解決紛爭採取暴力行為的機會,或許最棒的是它「內在多元化與多樣性」的特質(Sadiki, 2004: 11)Kedourie (1994) 認為阿拉伯世界缺乏像是西方的政治傳統,並在其著作《民主與阿拉伯政治文化》 (Democracy and Arab Political Culture)寫道: 這主要歸因於什麼?毫無疑問的,西方國度中, 憲政主義的想法及其體現,和早已習慣另一種政治傳統與安排方式的國家十分不同,他們已經習慣獨裁政治與被動服從(Kedourie, 1994: 103)
Kedourie 提到「十分不同」的西方政治傳統時,這種政治傳統就成了中東社會,以前沒有、將來也無法適應的傳統。這不僅將許多社會的複雜性通則化,更進一步將西方政治文化描繪成單一個同質的、霸權的概念。
其實政治參與的形式會因為性別與職業的不同而有所差異。討論政治的方式在不同社群之間也會有所不同。選民和候選人在意識形態的光譜上也有著極端到中庸的分別。這種多元化的價值亦受法拉比讚賞,在他描述民主城市的一段話可看出: (民主城市)就像是裝飾著滿滿色彩的圖案與染料的服裝...各種種族的人民在城市內繁衍,透過結合與婚姻,生出性情極為不同的的孩子,受著不同的教育與教養(al-Farabi, 1972: 50)
各式各樣的人們擁有不同的慾望,成就了民主城市。法拉比描繪出了民主的核心價值: 寬容與多樣性。但現代研究民主議題的學者卻忽視了這些價值,將之視為理所當然。
四、民主的不完美
 在論及「非民主世界」時,現代東方主義學派總是對民主的本質輕描淡寫。然而,民主的不完美並不只是事實,而且由來已久。正如法拉比所言: 比起其他無知的城市,這個(民主)城市同時擁有更多的善良與邪惡。越是大型、文明、人口多、生產力較強的且更完美的城市,它的善良與邪惡便更強大及普遍(al-Farabi, 1972: 51)
現代民主,像是法拉比描述的城市,從來就不是完美的。信仰民主者舉著它多元化價值的旗幟,但同時少數者很容易成為多數者壓迫的對象。「它(民主)壞得就跟獨裁者一樣...民主是兩匹郊狼與一隻小羊投票決定午餐吃什麼(Wenders, 1998)。」在公眾的辯論中,少數者的意見受邊緣化。投票鮮少能使弱勢者發聲。而且,即便多數贏了選票,選舉也不能保證政策就完全代表他們的意見。候選人的公關策略,讓選民更不可能理性選擇,導致許多民選的領袖僅是長相好看,其政策卻與人民的期待相左。
此外,許多人若非沉溺於選舉遊戲與意識形態爭辯,就是對於政治參與顯得冷漠無感。政權的頻繁更迭,也常使政策無法延續,為社會穩定長期發展帶來風險。民主亦無法保證政府一定不會貪污腐敗或者不會偏袒親信、官官相護。民主從來就不是一塊偉大和諧的靜態圖像。但是它的多元化與不完美鮮少被描繪為民主城市的形象。將政治參與標準化為單一套制度模型,已限制了民主宣傳者與追求者對民主 的想像。
許多東方主義學者至今仍不斷探究為何東方社會無法維持一個英式議會或是選舉出一個合法且具有正當性的法式總統。
儘管不完美,民主仍被視為具有包容性與多樣性的社會思潮,並受到許多社會的珍惜, 而正是法拉比提議的多元化,讓民主城市成為真正的美好城市。正如他寫的: ...各種生活方式與想望都能在這裡找到。因此, 隨著時間更迭,很有可能善良之人能在這城市內成長茁壯。這包含哲學家,修辭學家,與詩人,面對各式各樣的事情...這是城市中最棒的事(譯自 Najjar, 1972: 51)
無論是在阿拉伯世界中為追求民主這樣的道德思想而掀起的動盪,或是在實行所謂民主模型之處在追求民主思想時的挫敗,民主是永無止盡地追求與探索善良有德性的人類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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