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18日 星期五

建立「中東觀」的一些思考 (原文來自2015.9.3 自由評論網)


陳立樵 (英國皇家哈洛威大學歷史系博士)
培養國際觀一直為台灣各界極力鼓吹,然而,甚麼樣的範圍才稱得上是「國際」、用甚麼標準來衡量是否具備國際觀?界定與指標還是相當抽象模糊。有人以外語能力做為是否有「國際觀」的標準,但具備多國語言能力是否就代表對世界有較為全盤的理解?若今天只談中東(西亞)世界,台灣是否可能透過教育研究、媒體資訊等方式建立「中東觀」?而這樣的中東觀又是從什麼角度出發的「中東觀」?
要理解「他國」,密切的外交往來是首要條件,有了交流,政府自然會推動雙邊關係、加強研究,媒體也會有大量報導,民間也有機會直接往來。以英國為例,確實有許多人投入中東研究,這當中也有許多人具有中東語言能力與生活背景。此外,英國國內亦有大量來自阿拉伯國家的移民融入社會生活中,更不用提政府的相關政策與氾濫的媒體報導,無論民眾是否關心,來自中東世界的消息在生活中俯拾皆是,在其他西方國家也是如此。

儘管在西方國家的中東訊息垂手可得,卻並不代表西方人就有完整、公正的中東觀。
一則,西方觀點並非普世價值,西方人口中的民主、自由觀念,看似為世界帶來進步與開放,然而世界並沒有因此更加和平穩定。透過西方視角的中東觀,我們接觸到的多半是有關中東民主化的過程、中東女權運動的發展、中東的政教與政經問題剖析等等研究,諸如此類的學術研究與出版品汗牛充棟,但這類學術設定的議題是否就等同中東當地人民所聚焦的面向?
再者,儘管學者基於可靠文獻資料進行研究,若使用的研究素材是經過篩選的,所揭櫫的論點也僅只限於局部而非全貌。甚至有些研究人員先入為主設定了結論,只擷取對結論有力的論述,不符合立場的資料與文獻對他們而言也就不具任何參考價值。
於是,我們看到許多研究結果強調了政府與人民之間的衝突,引用的資料顯示幾千個當地人批判政府專制獨裁、或是抗議網路遭到管制導致輿論不自由,抗爭成為論述的「基本戲碼」。然而,在不被引用的資料之外,揭露的很有可能是幾千萬個當地人對政府的支持、沒有網路亦不影響日常生活,抗爭運動如同在大湖中激起的小漣漪。在主流論述引用的研究成果刻意忽略現況的同時,就把閱聽人導入了特定觀點,於是,當地人民與社會的整體面貌,外界也就不得而知了。
以伊朗為例,國際媒體大篇幅報導伊朗女律師阿巴迪(Shirin Ebadi)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但實際上並沒有太多伊朗人知道她做了什麼事;來自巴基斯坦的馬拉拉(Malal Yousafzai),其傳記與相關著作在各國熱銷,然而多數巴基斯坦人卻不見得認同她的作為。這些大肆報導下的「中東觀」看似是西方世界為中東人民發聲、爭取權益,但說穿了,這樣的「中東觀」只是與西方利益並行不悖、同時又可凸顯女性在中東世界的不平等待遇罷了。這方面的觀點一旦在西方世界成為主流,反而變相的輿論與思想控制,人們看中東的視角並不會因為資訊變多而更寬廣,卻有可能愈走愈狹隘。
從中東角度來認知中東,或從某個阿拉伯國家來認識阿拉伯世界,在資訊暢通的西方世界卻都還不見得做得到。
諷刺的是,身處現代,所謂的西方的自由與開放還是有其優點。以英國檔案與史料的公布而言,文獻資料的調閱與蒐集方面相當自由,研究人員在國家檔案局(The National Archives)只需要一部相機就能無限制拍攝取得自己所需的資料。反觀中東世界就處處受限,以伊朗外交部為例,申請調閱曠日廢時,若要將資料取出還得經過長時間審查,就算是當地學者都不見得能夠取得研究素材,何況是外籍人士。相較之下,即使西方觀的視角談不上寬廣、也不可能全面,但在這個時代還是提供了一個觀察中東較為容易的方式。儘管許多學者致力於在中東世界取得史料與資訊,但礙於管制仍然無法強求。也因此,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突破既有的西方觀點,仍有其難度。
至於台灣,並非沒有能力理解中東,但受限於國際現況與外交困境,要發展出理解中東的「中東觀」、或是要理解全球的「國際觀」,對於台灣而言更加困難。語言能力是基本的條件,但若沒有扎實的基礎訓練,在台灣與中東關係並不密切的情況下,要跳脫西方報導與研究的影響,由台灣媒體轉載翻譯相關中東消息,就須付出更多的時間與努力。少了有利的客觀環境推動,願意投入這個領域進行研究或觀察的人相對就少。
缺乏語言能力、實地經驗,社會也就不會去重視此時敘利亞離散各地的難民、不會去瞭解巴勒斯坦人所遭受的苦難、也不會理解巴林雖然是蕞爾小國,卻是海灣地區值得觀察的國家,我們也就沒有太多機會去深究挖掘阿拉伯文學字裡行間的意涵,刻板印象使我們認為伊朗是個宗教狂熱且激進反美的國家。觀念的培養需要時間與心力,有了基礎功夫養成,接著才能深入理解,最後才有可能形成脫離西方影響的中東觀甚至是國際觀。
事實上,台灣引進了不少學界中重要的大格局國際觀,或者對主流西方觀進行批判的論述,然而,無論是何種觀點,仍然脫離不了西方、甚至是美國角度。例如季辛吉的《大外交》、布里辛斯基的《大棋盤》、杭亭頓的《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福山的《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一人》等,都很清晰明白闡釋了國際政治與外交的歷史與現況。許多對西方世界觀的批判,像是薩依德的《東方主義》、杭士基的《海盜與皇帝》,或是沃爾夫的《歐洲與沒有歷史的人》等,其實都還是在美國學界之中。與其說這些學說立論提供讀者觀看世界不同的角度,倒不如稱其為是對西方或美國觀點的檢討與反思,能否全盤適用於非西方世界尚待斟酌。
在地緣與國際政治上,目前台灣最能有機會接觸的是東亞國家,加強對這些地區之認識與接觸,才是優先選擇。不管是基於合作交流或是競爭,每個國家都有其聚焦的領域。我們都需要瞭解這個世界的全貌,若能從週遭開始進行持平與深入的理解,就是開拓國際視野的起點。
儘管「中東觀」的建立是行有餘力下的盡力而為,但若我們對於中東能不再以單一區域的角度進行觀察、不事事都只談伊斯蘭宗教,而是轉換角度理解中東各國的多元性與特殊性、理解過去與現代,各起事件發生的本質,就是個良好的開始。
中東世界存在眾多國家,民族特質與民情風俗大異其趣,整體展現出的是伊斯蘭特性,卻也仍存在許多個別差異。觀念形塑需要有破有立,突破既有印象的窠臼已屬不易,要建立屬於台灣的中東觀、國際觀更是有待學界投注更多的研究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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