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30日 星期五

伊朗、中國與「一帶一路」(原文來自2015.8.6 自由評論網)

陳立樵 (英國皇家哈洛威大學歷史系博士)
2014年,中國提出「一帶一路」的概念,即「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目標是促成多國經濟合作。伊朗是過去的絲路之中,中國商品與文化對外傳播的中介點。然中世紀以降,絲路已不再具有過去的重要性,伊朗也因受西方市場主導、政治箝制的影響,中伊往來式微,如今中國的「一帶一路」計劃,能否為給兩國帶來新氣象?
中伊外交簡史
近代以來,中伊兩國面臨的國外局勢頗為相似。一是中央政府衰敗,二是歐洲強權干預。過去,中國與列強簽訂過許多條約,給予如領事裁判權等最惠待遇。之後中國致力於修改條約、另訂新約,以改善對外關係。民國初年,北京政府在修約上已有所成果,新訂條約均堅持不給予他國領事裁判權,例如,1919年《中華玻利維亞條約》便是一項重大成果。

儘管伊朗過去雖沒有太多對外條約的束縛,但也如中國一樣致力於擺外來壓力。歐戰期間,蘇俄政權建立之初,便與伊朗擬定新約廢去領事裁判權。中伊兩國在1919年成為國際聯盟會員國之後,隔年也簽署了《中華波斯通好條約》,本著亞洲國家互助合作、平等對待的精神,將「互不給予領事裁判權」明訂於條文中。在當時,中伊在外交上都有所斬獲。
然而,條約簽署後,兩國因政府更迭,雙邊外交發展停滯。1925年,伊朗巴勒維政府成立,1928年,中國則由南京國民政府執政。雙方除了1919年那紙友好條約外,並沒有其他條約簽訂,以致於當30年代,伊朗降低諸多國家商品關之際,中國輸入的茶葉與絲綢在伊朗仍課以高關,中國商品因而在伊朗失去市場競爭力。儘管之後國民政府與伊朗進行商約交涉,但進展卻是牛步化,互設使館進度也一樣緩慢。伊朗固然與中國有合作意願,但中伊關係卻非伊朗急迫需求。國民政府遷台後,伊朗第二任巴勒維國王曾造訪台北;伊台關係直到1971年伊朗與中共建交之後才宣告結束。
1979年伊朗革命,隨後長達8年的兩伊戰爭爆發,中伊關係一直到90年代、甚至21世紀初期,才有交通建設、通信網路方面的合作。然而,伊朗亟欲尋求合作的首要經濟市場早已轉向西方世界,儘管西方與伊朗長期交惡,但國際局勢更迭,眼下西方這個選項必然是優先於中國。
中國、伊朗與一帶一路
日前伊朗核子協議出爐,中國表示樂觀其成,這顯示中伊一同抗衡西方力量的意涵。儘管伊朗對於「一帶一路」同樣也抱持正面樂觀的態度。但伊朗學者認為,伊中之間的合作仍有需要突破的瓶頸與困境,例如語言上的屏障、資訊透明化與流通性,在「一帶一路」如此龐大的經濟合作倡議下,伊朗需要做什麼?又要如何做?尚無法具體而言,畢竟兩國除技術層面的障礙外,貿易形式甚至都尚未制度化。
此外,中伊兩國沒有邊界接壤,勢必將會出現第三國角色加入做為媒介,這樣的媒介甚至可能成為中伊合作的變數。而在伊朗與俄國早已有南北向的經濟合作下,中國「一帶一路」西向的路線,免不了會出現像伊俄中三方的利益衝突的問題。

於是,中國固然藉著「一帶一路」表現出與諸國家合作的意願,但在各國或各區域已然發展出自成一格的經濟秩序下,多方合作將有其執行上的困難。伊中兩國雖已有諸多領域的合作與接觸,但論優先順序,西方對伊朗而言必然還是首位。換句話,儘管伊朗與中國在「一帶一路」中有合作發展的可能性,但既有的西方市場才是影響中伊關係發展的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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