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17日 星期三

《叛諜風暴》:自惹風暴的「叛諜」(原文來自2015.5.28 自由評論網)

陳立樵 (英國皇家哈洛威大學歷史系博士)
20096月伊朗舉行總統大選,選舉結果由當時現任總統阿赫馬迪賈以對優勢連任,落選的對手穆薩維(Mir-Hossein Mousavi Khameneh)認為選舉舞弊,於是大批民眾湧上街頭抗議,由於穆薩維以綠色作為競選顏色,因此示威群眾大多以身穿綠衣或佩戴綠色絲帶、頭巾等,表達對穆薩維的支持。對許多伊朗人而言,他們寄望2009年的大選,穆薩維能上台為國家帶來改變,但敗選的結果讓他們希望落空,在這場示威遊行中不少民眾在混亂中遭到槍殺。
伊朗裔的加拿大籍記者巴哈里(Maziar Bahari)為《新聞週刊》(Newsweek)遠赴德黑蘭報導這場選舉與之後的街頭運動,而遭到伊朗當局監禁118天後釋放,巴哈里返國後將這段境遇出書,而這個故事後來由美國知名口秀「每日秀」(The Daily Show)的主持人強史都華(Jon Stewart)編劇掌鏡,並找來墨西哥家喻戶曉的名演員蓋爾賈西亞貝納(Gael Garcia Bernal)於2014年拍攝成電影《叛諜風暴》(Rose water)。劇中記者巴哈里受審訊的情節,我在伊朗也有過類似經驗,雖然程度無法相比。

前幾年,我在伊朗德黑蘭作研究,某個週五的禮拜祈禱日,在買書的路上見到大批民眾試圖湧進德黑蘭大學,街道四處都有警察。為了避開人潮,就走進行人較少的巷道。沒想到,有個警察前來盤問為什麼拿著相機到處拍?其實當時我的相機放在背包,他只是為了羅織罪名,便與一旁的同僚開始搜我的背包,拿出相機一口咬定我一定有拍到什麼不該拍的東西,之後押了我上警車。到了警局便由另一名警察進行訊問,但該名警察檢了相機裡的照片並沒發現任何問題,也看到我持有德黑蘭國家圖書館覽證,最後警察只了「不可以在這附近拍照、很多地方都不能拍」後,就讓我離開。
儘管這段遭遇讓人不悅,但對我而言,並不會因為這樣的經驗,就對於自己的研究對象有所批判。身為外國人,之後就避免拿著相機在伊朗街上拍照。當然,在伊朗對可以隨意拍照、也有言論自由,但是在特別的活動、特別的時間裡,還是得注意與尊重當地的潛規則。
回到《叛諜風暴》電影中的時空背景,對身為記者的巴哈里而言,民眾的言論、遊行抗議、暴動,都是極佳的新聞的題材,衝突的畫面同時具有高度新聞性,尤其身為伊朗裔的巴哈里對2009年的選舉結果一直抱持樂觀的態度。對於上街頭抗爭的伊朗人來,穆薩維上台能不能使伊朗煥然一新還是其次,期盼國家能因此有所改變才是重點,但選舉結果令人失望,民眾批判選舉不公、掀起抗爭,為的就是希望讓國家有所改變。
原本天下本無事,外國媒體本就享有自由報導這場大選的權利,然而問題就出在選後的暴動。伊朗長期以來被西方世界冠以「不民主」之名,以致於官方不願意暴動成為外人,尤其是西方人士大書特書的題材。再加上面對人民突如其來的抗爭,局勢失控,最後伊朗政府只能以激烈手段鎮壓收場。對伊朗政府而言,身陷泥淖之際,自然無法容許外人在此時以聳動的報導火上加油,更何況是立場完全偏向抗爭方的西方媒體記者。
伊朗並非沒有言論自由,但對於這個多年來飽受誤解與汙名化的古老國家而言,太多的事情是無法一語道盡也難以清。易地而處,言論自由在西方國家,也不是毫無限度。巴哈里自認一本媒體工作者職責揭開真相,但在敏感時刻遭遇被以「叛諜」監禁的窘境,其實是誤潛規則須自負的風險,而這風險的背後便含有伊朗官方對於西方世界的防範與疑慮。

平心而論,《叛諜風暴》這部作品若就其本身欲傳達意念而言,只是單一窄化地滿足了特定的西方觀點,本片在多倫多影展大受好評,想當然爾是出自對故事主人翁的地緣情感;獲得美國的「言論自由獎」肯定,也符合美國長久以來對伊朗「言論自由」大加撻伐的主流觀點。儘管這部作品有出色的導演及演員,話題性也十足,可惜的是本片對於這場運動發生的背景,以及伊朗與西方世界長期以來的緊張關係在本片均無著墨,以致於除了大力疾呼新聞自由外,看不出任何更深層意涵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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