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7日 星期四

中東政治沒你想的簡單(原文來自2015.4.18 獨立評論)

賴炘延 (愛丁堡大學政治系博士候選人)
僅用教派衝突能解釋複雜的中東現勢?
2011年突尼西亞的革命之後,所謂的「阿拉伯之春」席捲整個中東與北非地區。至今,仍有許多國家處於革命與政治社會運動餘波之中,如:埃及、利比亞、敘利亞,巴林等。這波動盪所帶來的衝突,雖然得到學界或一般社會大眾的關注,但是,相關文章帶有去脈絡化(de-contextualisation)與本質主義(essentialism)的語調,忽略歷史發展如何對於現狀造成影響,過分強調伊斯蘭如何創造中東地區的特殊性,也讓一般大眾失去了對中東政治與社會進一步理解的機會。
其中,最常看到的分析觀點分為兩類:當關注中東社會部衝突時,多數文章便會採取教派衝突觀點來理解所有的問題,尤其是順尼與什葉之間的衝突,並回溯伊斯蘭社群的歷史至一千多年前,提供讀者一種看似具有歷史感,但卻只是充滿想像的故事;當關注中東國際關係時,「文明衝突論」的觀點便被帶入了論述之中,暗示著伊斯蘭信仰與民主政治之間的不相容是這個地區衝突爆發的原罪;不然,就是引用主流國際關係的理論經驗,套著結構現實主義的邏輯談國家間權力關係,打著社會建構主義的旗幟談認同衝突。

在這波「阿拉伯之春」之中,波斯灣國家巴林,也得到許多的關注。雖然,對台灣社會而言,比起敘利亞、埃及與伊朗,這可能是一個更為陌生的國家。但是,由於它的兩教派人口結構分佈(約莫30%順尼人口,70%什葉人口)及順尼君主長期的世襲執政,卻經常成為學界或國際社會解釋兩教派之間衝突的經典案例,甚至是成為解釋順尼沙烏地阿拉伯與什葉伊朗在波斯灣地區競爭的縮影。
尤其,伴隨著1979年伊朗革命與1981年巴林武裝什葉穆斯林的流政變後,六個波斯灣順尼君主國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巴林、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阿曼與卡達,於同年成立的「海灣合作理事會」(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GCC),便成為國際社會眼中對抗什葉革命力量擴張的組織。
這樣的情況,似乎又隨著2011年巴林社會大規模的政治社會運動、海灣理事會出兵協助巴林政府鎮壓反對運動並指責伊朗干預巴林政,以及近年來什葉政黨杯葛國會選舉與巴林政府掃蕩反對勢力的局勢,更加深教派衝突的解釋。然而,如前面所述,這樣的解釋得進一步反思。
回顧巴林歷史,其部衝突非僅僅是政府與社會之間的教派衝突,而是一波又一波巴林社會主張反殖民、勞工權益、政治改革與人權議題的運動,以及政府的反制行動。自19世紀起,在英國保護統治之下,巴林的命運,在20世紀初期,隨著石油的發現而改變了它們在帝國版圖中的位置。19301940年代,石油開採與出口開始改變巴林社會,政治社會運動也因為追求改善勞工薪資與勞動條件而起,不論是順尼與什葉穆斯林都參與其中。
即使19548月,曾有零星的教派衝突,但隨後便由兩方的領袖與知識份子,成立跨教派的改革會議,除了要求政府進行政治與社會改革,也發起另一波全國罷工運動並於隔年組織第一個巴林的工會。
雖然,這個跨教派的運動促成1957年政府進行勞工權益的相關立法,但是,也造成政府對於大規模政治社會運動的戒心與疑慮。尤其在泛阿拉伯民族主義與去殖民運動高漲的1950年代,任何政治社會運動都有可能催化革命的爆發,君主政權的顛覆,如:1952年的埃及自由軍官革命、1958年的伊拉克7月革命。
由於巴林政府遲緩的改革步伐、戒嚴的實施與巴林中階級對於烏托邦式的革命運動生疑慮等因素,跨教派的政治運動便於1960年代轉入地下,並持續受到區域民族主義者與左翼社會主義運動的意識型態影響,尤其是1960年代中期阿曼杜法爾(Dhofar)革命與1960年代末期南葉門革命的鼓舞,除了追求去英國殖民與巴林獨立之外,也批判巴林政府與帝國主義者的關係,甚至是挑戰政府無力處理巴林社會因資本主義衝擊所帶來的問題,像是移工問題、勞工薪資與勞動條件。
雖然1971年巴林離英國保護關係成為獨立國家,但政治社會運動仍圍繞著政治改革與勞工問題,這促使巴林政府在1973年舉行第一次的國會選舉,開放巴林人民參政。跨教派(順尼與什葉)與跨政治意識型態(宗教與世俗左翼)之間的合作也持續出現在國會中,尤其針對勞工議題、美國駐軍與國家安全法的議題上。
但是,隨著1960年代反帝國主義運動在體制外的持續挑戰,以及體制跨教派與意識型態的合作對於政府造成的政治壓力,巴林政府最終在1975年解散國會,並且重新實施長達27年的戒嚴。此時,巴林政府則與什葉團體在許多議題達成共識,如:禁酒議題,還有企圖持續掃蕩左翼運動並分裂跨教派的團結。
直到1970年代末期,當區域左翼運動的式微與許多參與者入獄與流亡,巴林政府對什葉團體的允諾似乎也跟著消失。這使得部分什葉團體就像1960年代的左翼一樣,開始採取更加激進的路線,在1979年伊朗革命的鼓舞下,成為1980年代後巴林政治社會運動中的主軸,除了既有的政治與社會改革議題外,也關注巴林的人權議題。
巴林,僅僅是其中一個被教派衝突觀點所綁架的個案。那些觀點所創造理解中東的標籤,在某些程度上,的確提供一套簡單的框架,讓所有人能「十分鐘理解中東」。但是,這些觀點卻也扭曲、誤解並忽略了當代中東政治、社會與歷史的脈絡。這樣的情況,在台灣社會更是如此,即使近年來許多從事中東研究的台灣年輕學者,不斷地在公眾書寫平台發表許多文章,提供讀者們一個兼具脈絡與歷史感的觀點,並試圖扭轉不論是學界或是台灣社會對中東的刻板印象。不過,這樣的努力仍需要更長的時間來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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