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13日 星期五

我在巴勒斯坦學到的ABC (原文來自2015.2.19 獨立評論)

玟諭 (貝魯特美國大學中東研究碩士生)


「繫上安全帶各位!」小巴的司機往後喊,「幫忙告訴那個外國人。」
我向要幫忙翻譯的乘客點頭示意,到這個時間點,我已經知道當小巴士開出西岸(West Bank)城市時,每位乘客都得繫上安全帶,以減少在路上被以色列軍人安檢的麻煩。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佔領區(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ies)中,西岸的主要城市如納布盧斯(Nablus)、拉姆安拉(Ramallah)、伯利恆(Bethlehem)和傑寧(Jenin),被劃分做「A區」,由巴勒斯坦政府全權管理;環繞「A區」的是「B區」,由以色列保安管制,但民間事務由巴勒斯坦政府掌控;而「C區」則全權由以色列政府管理。即便同一塊土地已被割劃得面目全非,以色列國防軍(Israeli Defense Forces)仍能恣意進入A區以掃蕩「恐怖分子」之名搜索平民住家、對抗議者施放催淚瓦斯,或逮捕、監禁軍方認定嫌犯,包含孩童與青年。


此次訪巴勒斯坦,一位朋友的家坐落在北面納布盧斯的半山腰上,屬B區。有一晚,藉著我來訪的機會,我們一同造訪臨近的另一個家庭,按電鈴時,友人的媽媽敲著門,開著玩笑:「muftakh il-babe!」(阿拉伯語中的『開門!』正確發音為『muftaH il-babe』,但每當以色列軍人搜家時總是發錯音)。我問朋友他們家是否被搜過,當然,他「我記得有次是凌晨三點,我們得起床開門好讓他們搜家。」
住在貝魯特一年半來,大多數的爆炸聲或槍聲,不是婚禮的煙火,就是為某個政黨歡呼的慶祝槍響,但在西岸,每天都有以色列軍對入城掃蕩的新聞,夜裡也常聽見炮火聲,但我總是弄不清煙火聲與槍聲,「槍聲響而重,能聽到回音」一位當地的大學生試著為我解惑。離開前兩晚,我坐在朋友家的客廳,一連串「噠噠噠噠躂」的槍響傳進我耳裡,朋友轉向我一副「你現在知道了吧?」的表情,「這是M16」,他。客廳的電視仍播著,在場的一家人沈著臉、緘默了一會,又回到先前的話題。
「那耶路撒冷呢?」我問朋友,「是AB、還是C?」,他笑「這樣問不對,耶路撒冷是他們的,沒有ABC。」住在西岸,拿巴勒斯坦身分證的阿拉伯人,必須要繳件給巴勒斯坦的行政單位,再由以色列政府審入城申請,大部分能成功申請進入耶路撒冷的僅有老人小孩或婦女,男性青年若非要申請外國簽證需訪外國使館、或醫療因素需在耶路撒冷就醫,要「合法」進入耶路撒冷是不可能的事。我在訪西岸的1個月去了兩次耶路撒冷,第2次與這位同輩好友一同程時,他興奮地告訴我「這是我這輩子第3次進耶路撒冷!」我們起了個大早從納布盧斯出發,他藉著去醫院治療背傷,加上他在耶路撒冷合作的創業活動單位的背書,申請到4天的許可。大多數的青年從來沒機會拜訪這個僅需兩小時車程就能抵達的聖城,知道我這位朋友能去,他們託他在白紙上寫上他們的名字,再與圓頂清真寺「合照」。
從納布盧斯前往耶路撒冷,必須經過拉姆安拉城外的安全檢Qalandia ,這個檢站像是的四面封閉的遊樂園的入口,有45道旋轉門,不同的是,每個旋轉門前約有4公尺架著從天花板到地面的鐵欄杆。僅是走進旋轉門到以色列管理人員的面前受檢,我每次通過都不禁感覺難堪。這次,我更替排在我前面的媽媽感到備受羞辱。旋轉門是電動的,上頭有紅燈與綠燈,受管理人員控制,每次旋轉僅讓一個人通過。我前面的媽媽帶個一個約3大的小女孩加上兒童推車,她看著前一位男士通過了,急著帶小朋友擠進旋轉門,不料旋轉門的紅燈亮起,母女卡在旋轉門的四分之一角動彈不得,留推車在我面前。換到我,我幫忙提起推車、過了旋轉門,將背包放上掃描檯,再走過旁邊的檢門,掃描器「嗶」著響起,「妳的鞋子!」,我返回、下鞋子再走一次檢門,我穿著襪子到安檢人員的窗口面前,才發現這個「窗口」甚至沒有可以交遞文件窗口,我把護照和簽證壓在玻璃窗上讓他們檢。巴勒斯坦人除了申請文件外,還須在窗口旁的機器壓上指紋。最後我穿上鞋子,大步離開檢站,心想,這個大鐵籠,到底監禁了誰。
在這次旅程中,也拜訪了希伯倫(Hebron)與伯利恆(Bethlehem),從伯利恆古城外,約10分鐘車程可抵達難民營,難民營社區旁便是西岸圍牆,約8公尺高的灰色圍牆沿著西岸斷斷續續有650公里長,但是伯利恆的圍牆上有著各式各樣的畫作和塗鴉,更有著知名創作者的控訴以色列建立這座種族隔離牆的圖畫。我沿著圍牆走了許久,看見一整車的觀光客下車拍牆上的塗鴉,圍牆附近還有家書店,專門賣印著這些塗鴉的海報、磁鐵、明信片等紀念品。這座牆儼然成了個觀光景點,我也才自覺,我和其他觀光客一樣,喜歡這種「對抗不義」的感覺,但卻未曾真正對抗過。
最後,我提醒自己曾在一篇討論巴勒斯坦難民營被過度研究的文章裡讀到的一段話:「為什麼他們不斷來採訪我們?因為巴勒斯坦人會賣!」巴勒斯坦難民這66年遠離家園的苦痛被許多學術研究者和傳媒記錄、探討,受打攪的難民卻未曾離困境,最終成就的是這些取得學位、得以出版的研究者。
我問自己寫作這樣文章的目的,受佔領的畫面、槍火的聲響、催淚瓦斯的氣味僅呈現了我此次造訪巴勒斯坦西岸的經驗的一小部分,我得到更多的是當地人的好客、青年人訴他們夢想時眼裡的的熱情、友善而禮貌的駕駛與乘客、公寓裡不斷響起的門鈴(鄰居們總是邀請我到家裡坐)、在地蔬果鮮明的顏色、一包朋友媽媽硬要我塞進行李的百里香(Za'atar香料)、在納布盧斯舊城裡的甜品Kunefe、車站旁的鼠尾草紅茶。

但是,即便我必須一而再、再而三的檢視自己寫作的用意和理清自己偽善,現階段的我仍想寫下: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佔領不僅只呈現在地圖區劃或國際上的政治對峙,更真實地影響著當地人的每日生活,這樣對行動自由的限制、對住家與人身安全的侵擾不能以保障安全之名被正常化。我們怎能忽視被連根拔起的橄欖樹、8尺高的圍牆、監獄般的安全檢站,然後:「看看耶路撒冷壯麗的建築、伯利恆神聖的教堂,讓我們祈禱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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