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7日 星期一

從埃及大選看「阿拉伯之春」的背景、特色與評價 (發表於2014.6.15 天下獨立評論)

包修平(英國埃克塞特大學阿拉伯與伊斯蘭研究中心博士生)

阿拉伯之春(阿文)

日前埃及舉行總統大選,一如預期,塞西(Abdel Fatah Al-Sisi)獲得九成以上的選票,成為埃及新任總統。 塞西的當選,為「阿拉伯之春」釘下最後一顆棺材釘子。過去3年多,人民呼喊的「自由」、「尊嚴」與「社會正義」的浪潮已不再,取而代之的是恢復強人與權威政府的統治模式。
一般認為,阿拉伯之春的導火線,是201012月,突尼西亞的一名小販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的自焚,隨後引發大規模的街頭抗議。透過群眾的力量,突國強人班阿里(Ben Ali)被迫流亡到沙烏地。突國的革命浪潮,很快蔓延到周邊阿拉伯國家。埃及的強人穆巴拉克在群眾與軍方的壓力之下,結束長達29年的統治。
但兩年多過去,阿拉伯之春彷彿不曾發生過。除了突尼西亞算步上正軌外,其他阿拉伯國家的處境,遠比革命之前還要糟糕。利比亞陷入軍閥割據的局面,而敘利亞的戰仍持續進行中。至於現在的埃及社會,許多專家認為,還不如過去的穆巴拉克統治時期。為了理解這個複雜的現象,本文試圖分析阿拉伯之春發生的背景與特色,並針對此現象提出評價。

阿拉伯之春的背景
沒有專家可以預料到,突尼西亞會是革命的發源地,而且埃及的穆巴拉克竟然在短時間之下台。這兩個國家,過去被世界銀行視為中東經濟改革的成功典範,並且是美國在當地的盟友,社會秩序相對穩定。
對於為何革命可以迅速的蔓延到大半的阿拉伯國家,對此,學者間沒有一定的共識,而且多半屬於後見之明。不過革命的發生背景與遠因,多半可從兩個角度觀察。第一是政治與社會問題。阿拉伯國家普遍是權威性的政體(Authoritarian regime)。壓制異議聲音,與施展國家暴力是這些政體的特徵。長期之下,個人自由無法伸張、制度性的貪腐與裙帶關係普及化,讓民眾對政府早已心懷不滿。第二是經濟問題。權威性政府無法滿足民眾的基本所需。食物與原物料的飆漲與高失業率,造成社會集體性的不安與焦慮。特別是當地青年占總人數的百分之65。青年們有熱情,敢衝敢撞,對政府早有不滿。一旦有突發事件發生,革命之火便迅速的蔓延開來。
「麵包」、「自由」、「社會正義」與「尊嚴」是革命時民眾呼喊的口號。不過每個革命的阿拉伯國家都有特殊的背景,必須依個案探討,而非通盤化的概括分析。例如突尼西亞與埃及皆有成功的革命經驗,但革命的成功因素,卻不盡相同。其他國家,如利比亞、葉門、巴林與敘利亞分別也有不同的發展。整體來,阿拉伯之春代表民眾對於政治、經濟與社會改變的期盼,但這種期盼未必能在革命後開花結果,甚至對未來帶來許多不確定性。
阿拉伯之春的特色:伊斯蘭主義者的興起
阿拉伯之春出現許多不同以往的現象。最令人矚目的,是伊斯蘭主義者的興起。這邊所的伊斯蘭主義者,主要是指穆斯林兄弟會,或受到兄弟會的思潮影響的伊斯蘭團體。
革命後,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與突尼西亞的伊斯蘭復興黨(Ennahda),參與選舉,分別贏得勝選。20125月,穆爾西(Mohamed Moris)成為革命後的第一任埃及民選總統。BBC將穆爾西稱為「伊斯蘭主義者」的總統。此後,伊斯蘭主義者的興起,或是伊斯蘭主義者的威脅,成為西方媒體與學術界不斷爭論的話題。當時討論的焦點為,在伊斯蘭主義者的執政下,是否會將國家「伊斯蘭化」。以及是否伊斯蘭主義者的興起,將會限制個人自由、壓迫少數族群,以及威脅以色列安全與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利益?
事實上,伊斯蘭主義者的興起,在革命初期並非是一個現象。如在埃及與突尼西亞,參與示威活動的民眾,多半是自發性質,沒有呼喊宗教口號與攜帶宗教的旗幟。而且,穆斯林兄弟會領導人對於革命存有疑慮,甚至勸阻年輕的兄弟會成員不要走上街頭。伊斯蘭主義者一直到革命之後的選舉期間,才浮出檯面。在埃及,兄弟會連續贏得五次的選舉。 在突尼西亞,過去曾被班阿里剷除殆盡的伊斯蘭復興黨,竟在選舉當中成為最大政黨,比第二名的政黨多出27個百分點。
為什麼伊斯蘭主義者可以橫掃選舉呢?學者們對此有多種解讀。務實主義是這些伊斯蘭主義者的特色之一。革命之前,埃及的兄弟會保持低調。即使他們的成員遭到政府的逮捕與刑求,他們仍避免與政府衝突。為了組織的生存與完整,兄弟會展現柔軟的身段,除了不挑釁政府外,對外他們強調接受西方推廣的自由、民主與多元主義的價。 雖然這些伊斯蘭主義者的意識形態依舊堅定,相信伊斯蘭信仰與其法律在公眾領域仍有其必要性,但他們沒有將此理念,強制灌輸給民眾,也沒有要追求想像中的伊斯蘭國度。相反的,兄弟會更務實的看待當前社會與政治問題。「善治」(good governance)、經濟改革與反貪腐,成為兄弟會競選期間的主要核心論述。
也有學者認為,伊斯蘭主義者的興起,與他們的組織嚴密及長期從事社會地方服務,較易獲得民心有關。不過當地的社會結構,則是他們能在選舉中得勝的主要因素。與世界其他地區相比,阿拉伯社會相對而言,是個以宗教為主體的社會。多數民眾,既使他們不隸屬於伊斯蘭政治團體,仍依舊希望伊斯蘭信仰在公眾領域中,必須扮演重要的角色。根據一份調,多數埃及民眾,偏好伊斯蘭法能成為國家立法的原則或是唯一來源。他們也支持伊斯蘭刑法(hudud)的實施,這在西方人士或是世俗主義者眼中,是難以想像或是無法接受的事情。
伊斯蘭主義的興起,不僅形塑新的中東政治格局,同時也帶來不確定性。經濟改革、民主轉型與社會正義等至關重要的議題,被淹沒在無止盡的「伊斯蘭化」的爭論,以及世俗主義者與伊斯蘭主義者的兩極對立。不過這些爭議,在20137月的埃及政變之後,隨者伊斯蘭主義者被宣判政治死刑後,已經不再是媒體所關切的議題。
阿拉伯之春的評價
阿拉伯之春曾為中東地區民眾帶來希望與機會。權威政權的台與伊斯蘭主義者的興起,似乎改變了中東的整體結構。但事實並非如此,中東區域結構依舊是權威政府所掌握。埃及的軍事政變,對兄弟會進行無情的反撲,大規模逮捕兄弟會領導階層,與屠殺參與反政變的群眾,並試圖接管伊斯蘭性質的社會福利組織。現在的埃及社會,遠比革命之前的處境還要悲慘。除此之外,反革命與反兄弟會的浪潮,蔓延到其他中東國家。如阿拉伯聯合大公國(U.A.E.)逮捕境數百名聲稱與兄弟會有關的民眾。沙烏地政府更是在埃及政變之後,大力支持埃及政府從事「反恐行動」,並資助50億美金的補助。
但這並非代表,未來中東區域將會如此一成不變。「自由」、「尊嚴」與「社會正義」依舊是當地多數民眾的渴望。伊斯蘭主義者也會犯錯,並非十全十美,但伊斯蘭主義者的興起,代表多數民眾厭倦現狀與期盼改變。研究伊斯蘭運動的學者Shadi Hamid表示,伊斯蘭主義者代表的是一種理念,是難以透過壓制的方式予以剷除。未來,若是中東地區再度有突發性的因素發生,到時,仍有可能再度出現普遍性的捍衛正義、尊嚴與自由價的運動。伊斯蘭主義者也有可能重新回到政治舞台。
【參考資料】
Nicholas Wade, ‘Egypt: What poll results reveal about Brotherhood’s popularity,’ BBC,  (13 August 2013).
Khalil Al-Anani, ‘Islamist parties post-Arab Spring,’ Mediterranean politics, Vol.17, No.3 (November 2012), pp.466-472.
Kenneth Pollack (ed.), The Arab awakening: Americ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iddle East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1).
Shadi Hamid, Temptations of power: Islamists and illiberal democracy in a new Middle Ea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Tariq Ramadan, The Arab Awakening: Islam and the New Middle East (London: Allen Lane,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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