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15日 星期日

書評:評介Arshin Adib-Moghaddam的 Iran in World Politics

http://www.amazon.com/Iran-World-Politics-Question-Republic/dp/0231700466
陳立樵
英國皇家哈洛威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Arshin Adib-Moghaddam, Iran in World Politics: The Question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London: Hurst Publisher Ltd. 2007. First published. 272pp.
原文登載在 《思與言》,第51卷,第3期,2013年9月,頁205-215。

壹、作者介紹
本書作者亞辛‧阿迪布摩格達姆(Arshin Adib-Moghaddam),為英國倫敦亞非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國際政治學系副教授,課堂講授「伊斯蘭政治意識型態」與「中東的國際政治」,發表多篇期刊論文、也有若干報紙文章談論伊朗現況。至今出版三本學術著作,二○○六年第一本《波斯灣的國際政治》(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the Persian Gulf: A Cultural Genealogy),二○○七年《世界政治中的伊朗》(Iran in World Politics: The Question of the Islamic Republic),二一一年《文明衝突與歷史敘事》(A Metahistory of the Clash of Civilisations: Us and Them Beyond Orientalism)。
貳、本書內容
本文評論阿迪布摩格達姆二○○七年的第二本著作。本書扣除導論與結論,共有四章,為作者發表在若干學術期刊上的論文改寫、彙整而成。[1] 在導論裡,作者說,許多所謂中東研究,多半不重視學術分析,也不願多加理解西亞地區的內政與國際政治,以致於人們所得到的訊息都是相當意識型態的。對於伊朗,國際間的負面論述遠多過於一些平衡觀點,尤其是以落後、混亂、極不理性等用詞來描述伊朗,這久而久之成為人們認知的現實。但是,這只是國際社會展現相對較高的論述權力,伊朗沒有自我表述的機會。本書的目的,即是提供瞭解伊朗應有的觀點。

本書第一部分〈伊斯蘭烏托邦浪漫主義與伊朗的對外政策文化〉(Islamic Utopian Romanticism and the Foreign Policy Culture of Iran),阿迪布摩格達姆藉由思想家的文化理論,例如曼海姆(Karl Manheim)、里科(Paul Ricoeur)、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等等,分析一九七九年之後伊朗外交政策背後的文化因子,如何開始、詮釋、形塑。作者說,一國的文化,會從無形的觀念逐漸成為具體存在的事實,反映在習俗、制度、傳統、價值觀之中,進而建構自我認同。一九七九年伊朗革命與過去發生革命的國家,如同法國、俄國、中國、古巴一樣,革命時都有理想主義、烏托邦思想。伊朗的革命分子,從伊斯蘭、伊朗、正義公平的立場,對抗著巴勒維政府(Pahlavi)的西化、古波斯、專制獨裁。革命的理念,自一九七年代開始累積,迄今一路下來並沒有偏離這樣的道路,這不僅成為現今伊朗特質,也實踐在對抗國際強權、促進公正世界秩序的策略裡。即使,革命之後幾十年來有不同的外交路線,但基本上目的都是一樣的。
第二部分〈兩伊戰爭之肇始與「波斯——阿拉伯」對立的神話〉(Inventions of the Iran-Iraq War and the Myth of Endemic Persian-Arab Enmity),指出一九八年至一九八八年的兩伊戰爭,伊拉克總統海珊(Saddam Hussein)為了加強他的政策正當性,創造了「波斯威脅」(Persian menace)的意象來對抗伊朗(舊稱波斯)。兩伊戰爭有三個主旨:第一,國際對抗在伊朗甫成立的伊斯蘭國家;第二,波斯與阿拉伯長期以來對立衝突;第三,伊朗為伊斯蘭什葉派(Shiite)國家,伊拉克為順尼派(Sunni)國家,伊拉克復興黨(Baathist)擔憂一九七九年伊朗革命會導致在伊拉克的什葉穆斯林力量興起。兩伊戰爭,區分了「伊朗的他者」與「伊拉克——阿拉伯的自我」。從海珊的論點來看,伊朗從古至今就是「激進」、「文化低劣」,例如文學詩詞之中對古波斯的負面描述,或批判伊朗是被伊斯蘭高尚力量降服的低下民族、自古波斯以來都未曾改變的激進族群。海珊也認為伊拉克是阿拉伯地區的代表,畢竟伊拉克的石油存量與利益足以在波斯灣與伊朗匹敵。此外,海珊也深獲國際支持,兩伊戰爭時國際間並不認為伊拉克是侵略勢力。由海珊執政的伊拉克,就成了溫和、務實、現代化,沒有意識型態「糾纏」,代表著五千年以來美索不達米亞文明。但是,阿迪布摩格達姆認為,歷史中並沒有所謂阿拉伯人與波斯人對立的問題。而且,若沒有國際社會前前後後支持海珊,兩伊戰爭不見得會發生。
第三部分是〈伊朗與美國的衝突:新保守主義思維裡的伊斯蘭共和國〉(Iranian-American Encounters: The Islamic Republic in the Neoconservative Mind),說明現在伊朗與美國的關係,籠罩在美國新保守主義意識型態之下。美國新保守主義在國際間利用媒體屢次詆毀伊朗的形象,進而讓美國敵對伊朗的政策得以進行,製造兩國對立的僵局。二○○五年,阿賀馬迪內賈德(Mahmud Ahmadinejad)當選伊朗總統,美國有言論表示這根本不是一場選舉,而是受到高層宗教人士操控的結果,也特別強調阿賀馬迪內賈德反猶太人的意見,指他如同德國希特勒一樣是十惡不赦的歷史罪人,現今的伊朗等同於當年的納粹德國。阿迪布摩格達姆認為,伊朗總統的反猶太人的個人看法,正好符合美國新保守主義的利益,可輕易將伊朗與不理性的法西斯集權國家劃上等號,也能比擬為是邪惡的納粹希特勒。然而,猶太人在伊朗境內不受禁酒令限制(伊朗禁止酒精飲料販賣、飲用),或是伊朗有西亞地區最多的猶太居民等事實,在美國的意識型態影響下,都已遭到忽略。對美國來說,伊朗等同於會危害世界的蘇聯共產主義與希特勒社會主義。作者說,美國新保守主義混淆視聽、忽略事情的複雜性,目的只是為了打壓伊朗。
第四部分〈伊朗多元主義的動力與伊朗民主的未來〉(Irans Pluralistic Momentum and the Future of Iranian Democracy),描述自由民主在伊朗逐漸成形的過程,表現在政府宣言、政治情勢、總統大選等等。伊朗政府與社會的關係也趨於多元化,新世代的知識分子逐漸建立知識的典範。阿迪布摩格達姆認為,二○○五年當選總統的阿賀馬迪內賈德擁有右翼階級的支持,也獲得社會低下階層認同,是贏得大選的原因。革命前的巴勒維政府,表面上強調自己公平正義,暗地裡卻又打壓各種異議聲音,但這位新任總統不會有如此作為。在阿賀馬迪內賈德執政之下,女權活動與組織相繼成立,政黨輿論也不以領導人為主,而是以公眾意見為重心。一九七九年革命之後的二十多年,伊朗呈現出多元主義的現象,民眾藉由各項媒體輿論獲得多樣的資訊,不再以官方宣傳為主。可惜,這方面的現象,西方媒體卻都沒有報導。
在結論裡,阿迪布摩格達姆提到,事實不可否認,可是事實的解釋卻是很有爭議。「解釋」是有目的論的,這是我們對於社會的認知、或是建立自我角色的途徑。因此,知曉「解釋」是誰寫的、為了什麼目的、為了哪些人而寫,還有處於什麼樣的文化、政治、社會經濟狀況,是有相當的重要性。對於阿迪布摩格達姆來說,大眾所知道的伊朗,只是外界對伊朗的解釋,傳達著伊朗就是暴力、伊朗政府對外就是存有敵意、伊朗社會就是只有革命動盪。作者提供了具思考性的角度,以扭轉伊朗的形象。
參、本書觀點之討論
本書之中,阿迪布摩格達姆探討的主題,有別於以往的伊朗研究。他針對一九七九年伊朗革命之後的文化現象、多元發展,以及國際政治間主要兩個對手——伊拉克與美國——在輿論方面之批判、抨擊。由於一九七九年伊朗革命之後宗教界掌握政權,學術研究紛紛集中探討伊斯蘭信仰如何能夠在政治、文化、外交扮演重要角色,多數議題也強調革命後的伊朗與國際社會、自由民主背道而馳、對立衝突的現象。相反的,阿迪布摩格達姆沒有再一次以伊斯蘭作為分析伊朗局勢的基礎,不以凸顯伊斯蘭的獨特性為目的,反而以文化層面作為出發點,闡釋伊朗現今外交的決策基礎,也指出其內政發展合乎世界潮流。儘管伊朗情勢是現今國際政治的熱門話題,但往常所見均是伊朗內政的「問題」、對國際的「挑戰」,而作者則是轉換角度來闡釋伊朗的內政「發展」以及外在「衝擊」。因此,提到伊朗不是只有困境、危機,其實還有很多層面可以切入探討,這對伊朗研究有正面刺激作用,也可讓讀者從多元層面來瞭解伊朗。
阿迪布摩格達姆意圖要建立正面的觀點來看待伊朗,畢竟,當代伊朗總是令人聯想到激進的伊斯蘭信仰、擁有可能破壞世界和平的核子武器、極力反對西方國家、支持恐怖主義等等。但是,何以世界多國擁有核武、或是美國在二○○三年編造理由攻打伊拉克,就不會被認為對世界造成威脅?國際社會已經預先設定伊朗的形象,再以自認公正、和平的立場,對伊朗加以批判。二○○七年,時任總統的阿賀馬迪內賈德對於同性戀的言論,也成為國際笑柄。2 平時難以看到伊朗自我表述,但就算有機會,也是受到嘲弄。這是國際社會以「自我」的立場,來審視、評論伊朗這個「他者」,所導致的結果。作者的用意,呼應了已故學者薩依德(Edward W. Said)主張「自我」與「他者」的解釋權問題。薩依德在《東方主義》(Orientalsim)裡批判西方文學中對於伊斯蘭、甚至其他地區的刻板印象,而且是長久以來的傳統;3 在《遮蔽的伊斯蘭》(Covering Islam)裡,也檢討了以西方為主的國際媒體中,如何只透過一小畫面,擴大解釋為伊斯蘭世界。4 作者以檢討國際間對伊朗顯露出「自我」與「他者」的問題,試圖跨過你我、高下的區分,改變普遍對於伊朗的視角。
不過,儘管阿迪布摩格達姆提出伊拉克、美國批判伊朗的一面,可是也要注意伊朗也一樣有區分你我的作法。從兩伊戰爭來看,本書指出伊拉克主張的「波斯威脅」,但是,伊朗領導人何梅尼(Ayatollah Khomeini)也在戰爭期間指責海珊「背叛了穆斯林」。5 面對外敵伊拉克,伊朗對內也同樣進行意識型態宣傳。從伊朗與美國的關係來看,一九七九年伊朗革命之後,伊朗學生占領美國大使館一年多的時間,徹底改變兩國原本的外交關係。何梅尼堅持切斷伊朗與外國的關係,尤其美國是最可惡的敵人,應該予以痛擊。6 何梅尼向來都稱美國是「大撒旦」(Great Satan),其實,這與美國新保守主義批判伊朗的作法,並無差異。而且,伊朗因為革命的關係,也建立出伊斯蘭的「自我」與西方的「他者」。7 所以,固然伊朗有受到不當批判的一面,可是仍不能忽視其實伊朗對外的模式也是一樣的。因此,作者在回應外界冠上伊朗錯誤、不當的形象之餘,若能再提供伊朗對外關係裡沒有區分你我的事實,應更能讓伊朗的形象趨於中立。
再者,阿迪布摩格達姆雖指出了他人製造當代伊朗負面的形象,但他對於革命前的巴勒維政府卻也沒有平衡客觀。行文之中,以一九七九年來切割伊朗歷史,區分了革命後自由與民主伊朗的「自我」,還有革命前專制與缺乏多元伊朗的「他者」。其實,伊朗現代史一直處於不斷重新解釋的狀態,以致於史實如何已難以重建。例如一九七九年後的伊斯蘭共和國,除去了伊朗歷史的多元面貌,代之以單一的伊斯蘭意識型態。8 一九七九年之前的巴勒維政府,目前普遍看到的資料與訊息都相當負面,不外乎是專制獨裁、蔑視伊斯蘭傳統、西化失敗等等,其實這都只停留於價值或立場判斷,不盡屬實。阿迪布摩格達姆所持的歷史觀點,是受到現有的認知所影響,以致於以片面的歷史面貌,切割「當今伊朗」與「歷史伊朗」。因此,阿迪布摩格達姆雖有意消除「自我」與「他者」的區分,卻也創造出了另外一面的「自我」與「他者」。
此外,西方話語過於強勢,頗難跳脫,導致伊朗研究還是存有難度。在任何論點都要有破有立的前提下,目前的中東研究,即使若干學者有意要有所突破或排除所謂西方中心論,但尚未看到從伊朗、或其他西亞與北非等國家的立場,來說明其政治、外交、經濟、社會的模式,以致於若不討論西方的民主自由、市民社會、資本主義,便找不到可以研究論述的基準點。從本書可看到,在阿迪布摩格達姆盡力為伊朗轉變形象之際,仍是藉由大量的歐陸理論、民主觀點,還是難以避免以西方話語來陳述伊朗。
整體來說,阿迪布摩格達姆的伊朗研究,已經有別於以往論述。而且,他也不斷強調伊朗的多元特質,畢竟我們無法精準捕捉七千萬人口的個別性格,也不可能明確說出各省市地區的生活與文化。多元、正面,是作者試圖讓讀者放下原有的偏見,再次瞭解伊朗。


[1] 第一、二部分分別於二○○五年、二○○七年發表在Critique: Critical Middle Eastern Studies,第三部分是二○○六年刊在Middle East Report,第四部分則是二○○六年的Third World Quarterly
2 二○○七年伊朗總統阿賀馬迪內賈德至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演講,說到伊朗國內沒有同性戀,聽眾嗤之以鼻。不僅阿賀馬迪內賈德整場演說內容遭到嚴厲批判,也被指為是心胸狹窄、殘忍無情、缺乏智慧、荒謬、厚顏無恥。
3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3).
4 Edward W. Said, Covering Islam-How the Media and the Experts Determine How We See the Rest of the World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7).
5 Robin Wright, In the Name of God-The Khomeini Decad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9), p. 87.
6 Daniel Brumberg, Khomeini’s Legacy-Islamic Rule and Islamic Social Justice, in R. Scott Appleby (Ed.), Spokesmen For the Despised-Fundamentalist Leaders of the Middle East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p. 40.
7 Haggay Ram, Mythology of Rage: Th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Self” and the “Other” in Revolutionary Iran, History and Memory 8, 1(1996): 67-87.
8 Mohammad Reza Afshari, The Historians of the Constitutional Movement and the Making of the Iranian Populist Tradi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25, 3(1993): 477-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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